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会议期间,围绕宪法修改草案中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以及"天才论"等问题,与会者发生了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直接导致陈伯达被定性为"反党分子"并遭到批判。关于陈伯达在此次会议上被整肃的具体经过,其子陈晓农详细记载了陈伯达被打倒的具体过程。以下是陈伯达讲述的内容。
宪法草案是康生主持的,起草班子中的主要角色是张春桥。后来毛主席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我参加宪法草案。因此,我参加了8月份在怀仁堂开的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这是我参加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修改宪法草案的会议。

开始讨论宪法草案的“序言”,我记得是:原稿几乎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仅谈“文化革命”,会议对此做了一些改动。原稿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这次会议也添上了。
在讨论期间,我到卫生间,听到吴法宪的声音很大,可以说是声震屋瓦吧。我回到会议上时,已归于平静。会议散后,我问吴法宪出了什么事。吴法宪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他就和张春桥吵起来了。我当时是同情吴法宪的。
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我说过赞成设,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是当时多数人的愿望。毛主席后来否定了这个意见。会后,我还对“宪草”加过一些条文,交给周总理。康生对此很不高兴,因为我是交给周总理,而不是交给他。
到了庐山下飞机时,我告诉吴法宪:这次“宪草”修改后,主席如批发,就很好,就不要再提什么意见了。记得,后来吴、李、邱(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到过我的住处一次,我又重复对他们说了这个话。
叶群到我那里也只有一次,她说的话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大意是,江青说过,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我当时听了以后说:没有林彪要当国家主席这个问题吧?我倒了以后,有人以为我是拥护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其实,我从来没有提过林彪当国家主席。

有一回,周总理来电话说,上山以后,他还未见到毛主席。不过,有些人主张还要设国家主席,你可否准备一个条文,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我把第一个宪法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照抄了一下,没有拿给别人看过。
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时,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我表示赞成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毛主席说明了他不愿意担任的道理,我就没有再提建议了。
因毛主席还是不赞成设国家主席,我回来就把那个条文抄样撕掉了。周总理给我打电话的事,我也从没有跟别人说过。后来会上批我批得那样厉害,我如果一说,事情就会牵连到周总理。有许多事,我都自己一个人吞下了。
原定的议程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的问题,并没有林彪讲话的安排,但林彪忽然抢先讲话,记得是讲关于“宪草”里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和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话似乎有一个拟稿,但语言无序。
林彪讲完后,康生便要我先讲。我没有讲。康生就杂七杂八地讲,还引用了林彪当时的一些话。
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
这件事,我本应直接去问毛主席,可是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求见毛主席很困难,每次求见时,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总是说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就不主动求见毛主席了。

从林彪那里出来后,我又到林彪下面“军委办事组”几个人(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会议最初几天黄永胜在京值班,尚未上山。)的住处,议论江青一阵。他们问我可否找一些马恩列斯关于天才的语录,我答应给找。
此事我做的很鲁莽,因为上山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什么意见。回到住处,我就在带去的几本书中找关于天才的语录,找到一条,便给他们打一次电话。
因林彪的讲话很乱,我给叶群打电话,要她把林彪讲话记录拿给我整理,当然是想给林彪抹粉,我没有看出林彪和毛主席的关系已出现了裂痕。
第二天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不知是谁布置的(据吴法宪回忆,这是吴向周恩来提议并得到同意的)。听录音时,我的坐位和汪东兴靠近。我把已经找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天才的语录汇在一起交给汪东兴,记得对他说过,可以考虑印一下。
我和汪东兴都参加了华北小组的讨论,对林彪的讲话表示了拥护。实际上,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是针对张春桥的,但对所指的人没有明言。小组把我和汪东兴说的,也有别人说的,作成了简报。简报中措辞最尖锐的话,如“把人揪出来”等等,并不是我说的,而是汪东兴说的。这个简报在发出之前,我没有看过,更没有修改过,但追源祸始,我是有责任的。
在华北小组的简报发出后,江青、张春桥到毛主席那里告了状。毛主席召集了政治局委员和各大组组长会议,表示盛怒。

江青、张春桥见了华北组简报,开始有些恐慌,因为他们惯于“揪人”,现在却有人也想把他们“揪出来”。我估计,谁提出“揪出来”,他们是会知道的。因为郭玉峰(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也在华北组,他经常去康生、曹轶欧(康生夫人)那里,康生、曹轶欧又经常同江责、张春桥在一起。
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时,江青、张春桥都未到,因为他们先向毛主席告状,殆已获得胜利,他们可不必出席。而我虽然出席,却是处在被告的地位。提出“揪出来”的汪东兴,也没事,他出没出席,已记不清了。
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我去见过恩来同志。记得他说:“江青、张春桥是先到我这里要谈话的,还没有见面,他们却又走了,直接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在这次严重的会议之后,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儿,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见面握手以后,他责备我许久不找他谈话,说:“这几年你官做大了,不来见我了,也不写文章了。”其实,我一直想见他,却总见不到。这个时候也无法解释。他批评我参加“军事俱乐部”。我说,我愿做自我检讨。毛主席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感激毛主席这个宽大的盛意,但一下子,说不了很多话。
毛主席还问了我几个人的情况,问叶飞(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在哪里,吴冷西(原《人民日报》总编辑)在哪里,还问到胡绳。毛主席想不起胡绳的名字,说:“那个《红旗》的副总编辑……”,我说:“是指胡绳吧?”毛主席点头说是。我告诉毛主席,我只知道胡绳在《红旗》的“五七”干校,叶飞和吴冷西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告别时,毛主席同我亲切地握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从毛主席那里回到住处后,我打电话给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问叶飞在哪里?韩先楚说他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周总理安置起来的。我又打电话给北京《人民日报》的军代表,问吴冷西在哪里?他们说是在“五七”干校。我把问到的情况电话告诉毛主席的秘书。我感觉,毛主席在考虑一些人事安排。
离开毛主席时,毛主席说:“你可以找那几个和你共过事的人谈谈。”还有,他问过我:“李讷现在在哪里?”
于是,我去找江青。到庐山后,这是第一次到她那里,她故意嘲笑地说:“稀客,稀客。”接着,她说:“我们到康生那里去。”我只好随她走,一到,看见张春桥、姚文元都早在那里了。江青噼噼啪啪骂起来:“你们名义上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是要推翻林副主席 …… ”。张春桥说:“你为什么不见毛主席?你藉口徐业夫同志的电话不好联系,有什么不好联系呢?”姚文元骂我,为启蒙运动事,让他坐等了好久 …… 总之,一个接一个,各有各的骂法。
我回到住处,又打电话找“军委办事组”那几个人。我给他们说,我见了毛主席,他让我找些人谈谈,所以找他们来。江青他们那些话,我当时简单记下几句,也给他们看了。
有一次,叶群来电话,要我到林彪那里做检讨。我在电话上说,我请求下放到下面去。参加林彪召集的这个会的,除了“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外,还有汪东兴。林彪和汪东兴问了我一些解放初陪毛主席访问莫斯科时的事,问我看芭蕾舞剧《红罂粟》的经过,问我搬到驻苏大使馆去住的经过等等,问得很是奇怪。好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忽然变成了可以证明我有罪的大事。
随后,由周总理、康生帮助我做检讨。康生提的意见特多,我都记录下来。不管康生自己的存意怎样,我当时接受了,便算是我的。但检讨提到陈毅同志(陈毅在华北组的发言内容同陈伯达相似,被指责为“二陈合流”。),这的确完全不是我的意思。当时我勉强记下来,我认为那些话是应该删去的。
在我做检讨的会上,非常感谢周恩来同志代我念那篇由康生授意而写就的稿子。会毕,就在会场上,我高兴地去感谢恩来同志。康生也在那里,恩来同志说,你感谢康生好了。康生很冷淡地说:“不要怕丑”。
检讨会的第二天,我觉得事情完了,回家务农好了。这样一想,心为之一宽。可能是恩来同志不放心,叫了大夫、护士来看我。我要出去在庐山上一游,请他们和做招待工作的同志一块走,遇到风景好处,同大家照了几张相片。照相后,又继续游山玩水。这一天是到庐山后最高兴的一天。
但是,风声所播,就兴尽悲来了。流传的话就是:“陈伯达并没有沉痛,还去游山玩水哩。”于是,会又开了。这时我已不能参加任何大会小会,但简报还看得见。有些关于我的事,是从简报上看到的。
后来听说,在一个会上,有人批我在大的问题上没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来同志解释说:“是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没有配合”,还举例说,在反对蒋介石的时候就配合了。在那样条件下,周恩来同志还能维护我,使我感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

关于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当时郑维山(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同志说,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我对文章中的有些话不大理解,但我在会上向党表示,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愿意重新学习,更新自己。
会上各小组同志的严峻批评,对我教育很大。我平常很少做记录,但就我所在的华北组,我曾努力把同志们的批评记下来。现在我还多少记得一些非常中肯的批评,例如,批评我没有什么实践,脑子里尽是“封、资、修”,等等。
我幼年读私塾,熟背书经、诗经、左传、四书,三十年代发表了讨论古史的文章,又在大学教授古代哲学,脑子里的确尽是古东西。
在延安时,毛主席把我从古代拉回到现代,鼓励我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我很感谢他。但我有时还是积习难改,解放后工作忙,空闲时仍常去琉璃厂买古书、碑帖。平时我还花钱修补过不少古书。
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金配资炒股配资开户,这样嗜古的确不好,同志们的批评给我触动很大,人生有限,还是应把精力放在学习研究马列著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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